特别关注 | 为了改变的庆祝：重建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别敏感
导 读：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三八国际妇女节，联合国为之设定的主题是：“我是平等一代：实现妇女权利”。这与联合国妇女署为纪念《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所开展的“平等一代”运动相一致。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年以来，国际社会在女性权利和性别平等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对世界上大多数妇女和女童来说，真正的变革极其缓慢，甚至，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性别力量差距存在日益扩大的风险。
改变这种现状，中国的社会组织可以做些什么？笔者认为，或许可以从重建社会性别敏感做起，并且在实践中将之持续地转化为创新、专业的行动。
把眼光投向最近，在疫情抗击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项目设计和项目执行充分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了吗？这应成为社会组织总结和反思上一个阶段抗疫行动经验与教训时，必须直面和回答的问题。如果在上一个阶段，做得还不够，那么，在下一个阶段、在挑战巨大的疫后重建阶段，社会组织又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完善和深入呢？对于这个问题，期待社会组织同仁有所重视、有所行动。
点击上图，了解关于国际妇女节的历史。来源：联合国官网。
编写 | 苏哲
排版 | 坛子
01
回顾《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
联合国官网介绍，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主题“我是平等一代：实现妇女权利”，与联合国妇女署为纪念《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所开展的“平等一代”运动相一致。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于1995年在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至今仍被认为是实现性别平等最全面的全球性议程。
《行动纲领》是来自189个国家的会议代表，在不同宗教、政治、文化背景之下，对和妇女相关的世界范围内的贫困、经济、暴力、教育培训、环境、国家机制、人权、媒体、女童等问题达成的共识。其中指出：
“女性进步和男女平等的实现是人权的内容，也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不应把它们孤立地视为妇女问题。它们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公正的和发达的社会的唯一途径。女性赋权和性别平等是实现人类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安全的先决条件。”
曾参加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资深公益人谢丽华曾说：“对人权的理解保护和尊重，是理解社会性别平等的一把钥匙。世妇会给了我这把钥匙，也给了我们观察社会问题的一把尺子，这就是社会性别敏感度。社会性别意识不单单是女人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社会性别意识真的可以折射出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
点击了解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历史。来源：北晚新视觉。
目标达成共识后，如何推动性别平等的实现？《行动纲领》提出的策略是“将社会性别纳入决策主流”，即“在处理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问题时，各国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应提倡一项积极鲜明的政策，将性别观点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以便在做出决定以前分析对妇女和男子各有什么影响。”
之后联合国相关机构将前述策略进一步归纳表述为“社会性别主流化”，即“把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关注融入每个机构的优先考虑事项和工作的各个方面；使对社会性别的关注成为一个机构中所有人的责任，并保证将其纳入所有的体系和工作中去。”
《北京宣言》是各国维护妇女和女童权利的共同承诺。其中强调：“民间社会所有行动者，特别是妇女团体和网络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在其自主获得充分尊重的情况下，与各国政府合作作出参与和贡献，对有效执行《行动纲领》并采取后续行动十分重要；《行动纲领》的执行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作出承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作出国家和国际行动承诺，包括在世界会议上作出承诺，就是确认有必要为赋予妇女权力和提高妇女地位采取优先行动。”
02
全球性别力量差距日益扩大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年以来，国际社会在女性权利和性别平等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2020年2月指出：“各国议会中的女性成员数量翻了近两倍。超过150个国家已经对性骚扰实施立法。全球的童婚大大减少……拥有带薪工作的女性人数显著增加。保障性别平等已经写入了140多个国家的宪法。”
然而，真实情况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全球范围内反对性别平等的言论正在重新抬头。巴切莱特说：“《北京宣言》永远值得赞美，但我们也必须提醒自己，《北京宣言》的议程还远未实现……出现倒退的风险切实存在，且正在增加”“女性权益正在遭受多方面的攻击”。
联合国纪念2020年国际妇女节的专题网页，也提醒说：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对世界上大多数妇女和女童来说，真正的变革极其缓慢；目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宣称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
2020年3月6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妇女节纪念活动的开幕式上致辞说，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和厌女症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造成日益扩大的性别力量差距。
数据方面，联合国妇女署2019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女性收入比男性低23%；女性仅占全世界议会席位的24%；每三名女性中，就有一名经历过身体暴力或性暴力。
扫描上图二维码，了解更多。
此外，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12月发布的《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则预测，2019年彻底消除性别差距所需的时间为99.5年，尽管比起2018年的108年，时间有所缩短，但是，现在的男女恐怕难在有生之年实现性别平等，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
全球性别平等仍然任重而道远。那中国的情况怎样呢？答案是，非常不容乐观。前述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披露，2019年，在153个国家性别平等状况排名榜上，中国位居第106位，较2018年下降3位。11年前的2008年，中国排第57名，此后一路“狂跌”。其中，在健康与生存方面，当全球大多数国家已经基本实现男女机会平等时，中国由于出生比例严重失衡，在该项指标上已经连续5年垫底。
在实践中，中国性别平等状况在文化和制度上仍障碍重重的具体表现之一则是，女性在铺天盖地的“女神”宣传下，其真实境况和需求难以真正获得重视，甚至被曲解、被利用。
一个最近的相关例子是，在这次全国新冠疫情抗击中，抗疫前线的女性医生超过50%，女性护士超过90%；但在急缺卫生巾、安心裤、考拉裤等卫生用品的情况下，民间力量需要花费较其他捐赠物品大得多的沟通成本，才能使有关领导意识到捐赠相关女性卫生用品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此外，由于这些物品不属于“政府必备物资”，其物流也因没有绿色通道而阻碍重重。
另一个例子是，2020年2月17日，《兰州晨报》发布了一则视频消息称，甘肃省援助湖北的第三批医疗队中，甘肃省妇幼保健院派出了15名护理人员，其中14位女性护士出发前集体剃光了头发。镜头前，一只手拎住女护士被粗暴剪落的秀发在胜利式地晃动；此外，视频中护士流泪，表情充满不忍。这种传播，不得不使人认为是对女性的消费、不尊重乃至精神与行为的双重侵犯。
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来源：财新记者 丁刚
03
社会性别议题在中国公益界的边缘化
公益界本应是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柔性引擎。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对中国公益界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更新了中国政府和群众对NGO的认识，促进了我国NGO的发展，尤其是催生了一大批妇女与发展领域的NGO，使得社会性别一度成为中国公益界的核心议题之一。
但是，近些年来，社会性别议题在中国公益界的越来越边缘，成为了一个普遍有感的事实。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议题整体淡出了整个公益行业的视野，仅仅沦为妇女组织的议题。这在2018年公益界性骚扰系列丑闻曝光之前尤为明显。
资深妇女与发展领域公益人高小贤曾指出，社会性别议题在中国公益界的边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妇女组织在公益行业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二是，和性别平等妇女赋权直接相关的公益项目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小，在社区服务类项目中保持性别敏感的很难找到，而即使有这样的项目建议书也往往因为缺少“伯乐”而夭折；三是，社会性别不再是一个热门话题出现在各种论坛会议中，它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成为妇女组织的“专利”。
此外，多数公益机构对社会性别议题并不重视或并不了解。2015年《中国发展简报》做的一份调研显示：在调查的37个公益机构中，仅有12个组织在机构战略层面有社会性别平等的内容，占总数的32%；而这37个公益机构的负责人中，“完全不了解社会性别的2人”，“大概知道一些”的11人，这两类加起来占到总数的35%；此外，调查中有70%的机构没有开展过社会性别培训，有54%的机构在招聘员工时不考虑社会性别因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高小贤认为，主要的原因也有三个：第一，是国际发展机构纷纷撤离中国，导致中国在社会性别方面的推广、培训等资源大量减少；第二，中国公益圈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组织板块、引领议题等的断层和转移，使得以前在社会性别议题的经验和传统衔接不上；第三，是妇女组织对行业的影响力减弱，这和老牌妇女组织的新旧交替以及培训、传播等过程中对外来概念消化不良导致的社会性别被误读、甚至被污名化等都有关系。
社会性别议题在中国公益界日渐边缘化的一个直接影响是，社会组织普遍缺乏对员工的社会性别意识培训，也普遍缺少预防与干预性骚扰的相关机制，“男权意识”抬头。这为性骚扰现象在中国公益界的滋生和恶化提供了土壤。2018年连续曝光多起知名公益人涉性骚扰丑闻，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警示。
04
重建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别敏感
针对社会性别议题在中国公益界的边缘化问题，一群中国公益界活跃的社会组织女性领导者，高小贤、杨团、郭虹、谢丽华、黄奕、陈一梅、郑冰等，曾在2015年9月的“北京加20：中国民间公益慈善妇女峰会”上，经过深入研讨之后通过一份主题为“让公益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共识。
关于这份共识的主要观点，高小贤曾总结如下六个方面：
1. 强调性别平等与公益慈善在目标上是一致的。现代公益慈善，已由单纯的施舍和给予转向“寻求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方案，“社会公平”“正义”“平等”“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公益慈善事业的核心价值观与目标。而妇女赋权与男女平等“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公正的和发达的社会的唯一途径”“是实现人类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安全的先决条件”。公益慈善与性别平等在目标上的高度一致性，使得今天的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政府之外推动性别平等最重要的力量。
2. 明确提出“性别平等让公益慈善更有效”。历史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制度，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导致两性不同的分工与权力关系。这种分工和权力关系存在于公益慈善所有领域的服务人群中，这也造成了各类弱势人群中女性占多数、并处于更弱势的状况，如贫困人口和低识字人群的女性化，女性家庭照顾人员的无薪化，医疗服务、科技与互联网使用中的性别差距等。若看不到这种权力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行为差异，会使得公益机构忽视、漠视甚至无视服务人群的需求和问题。反之，如果引入社会性别分析，面对这些差异时，公益机构就会敏感、就会正视，就会有助于形成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和计划，同时，提供的服务和措施也更有针对性并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公益慈善领域活跃着大批女性志愿者、专职工作人员及管理者。给她们以平等的资源与机会，不仅可以增加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人数和慈善捐款数额，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她们带进的性别视角，会使公益慈善事业的服务更温暖更人性化，让公益慈善更贴近服务群体，更有感召力。
3. 引入社会性别视角，是提升公益慈善事业专业化的需要和表现。公益慈善的服务人群是分性别的，如果不了解两性在认知、行为、需求及价值认同上的差异，社会组织的有效干预和优质服务就无从谈起，社会性别视角是公益慈善事业专业化的必备条件。社会性别主流化程度，也是公益行业走向成熟的指标之一。
4. 让公益慈善具有社会性别视角，要体现在项目管理与机构治理中。在项目设计和规划阶段要做社会性别分析，不仅要回应解决妇女眼前的实际需求，更要关注其战略性需求，项目活动中要有提升妇女意识和参与社区发展能力的内容；在项目的执行中要重视女性的参与，在项目评估中要有妇女赋权及社会性别的指标，要有妇女的代表参与。要依据中国的实际，开发不同领域的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工作手册，如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发展、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紧急救援与灾害管理、社会性别敏感的项目管理、社会工作、技术传播等，以满足行业的多样化需求。
5. 所有的公益慈善机构要做性别友好型组织：有明确的性别平等主张，设置社会性别专员职位，为员工提供专门的社会性别培训，承诺所有的项目做到社会性别敏感，注意理事会、管理层和员工中的性别比，提高女性在管理层的比例等。
6. 让公益慈善具有社会性别视角，需要政府、市场、基金会、妇女组织的协同推进，需要社区、服务对象特别是妇女的充分参与。政府、企业和基金会掌握着公益慈善的资源，对公益慈善关注的议题有引领作用。共识呼吁政府和更多的基金会、企业为愿意为推动性别平等及社会性别主流的项目投入更多的资源，也强调妇女组织应适应外部的变化，在倡导和传播社会性别主流化中发挥引领者的作用。
来源：联合国官网。
“我是平等一代，实现妇女权利”，社会组织可以做些什么？或许可以从重建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别敏感做起，并且在实践中将之持续地转化为创新、专业的行动。
把眼光投向最近，在疫情抗击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项目设计和项目执行充分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了吗？这应成为社会组织总结和反思上一个阶段抗疫行动经验与教训时，必须直面和回答的问题。如果在上一个阶段，做得还不够，那么，在下一个阶段、在挑战巨大的疫后重建阶段，社会组织又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完善和深入呢？对于这个问题，期待社会组织同仁有所重视、有所行动。（完）
参考资料：
历次世界妇女大会情况
《北京宣言》25周年 联合国呼吁“抵制所有对女性权利的挑战”（联合国新闻）
联合国妇女节纪念活动呼吁实现“平等一代”（新华网）
中国男女平等水平全球排名连跌11年 为什么？（财新网）
肺炎日记|2月17日：抗疫中的女性，“最美”背后的伤害（财新网）
95世妇会，中国NGO的破冰传奇（公益资本论）
性骚扰丑闻引发公益慈善行业性别文化与伦理建设反思（慈善蓝皮书2019）
高小贤：提升社会性别意识，让公益慈善更有效（发展共学）
往期推荐